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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天一夜调查发现: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人约达四百人。第一批到达的有三百多人，绝大部分是惠阳县淡水地区人。他们说，从淡水到达梧桐山已经过了三个晚上，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到下午6时多，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两批人从横岗方向上山，这两批人共一百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阳、广州等地人外，其余大部分是海陆丰、潮州等地人。他们走了几天路才来到梧桐山，准备在当晚越过新界去……

　　调查组最后形成的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四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宝安县公安局《近年边防几个情况综合报告》中透露，当时，局部地方甚至出现强行冲关的现象。在沙头角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之态，强迫警方开闸。5月2日上午8时多，从梧桐山往沙头角检查站桥头又冲过一百多人，到了桥头后向检查站提出要让他们从沙头角镇过去香港新界，不给过要给饭吃。

　　到港民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5月6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无望，一批长期“住”在深圳戏院门口的民众干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指深圳戏院门前）算了。”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人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民众返乡。

　　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民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与此同时，时任东莞县委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民众作报告，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民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只是徒劳往返，耽误生产。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人员、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官员，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民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