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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着重提出，“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在全球化深度演进的今天，任何一个具有创新活力的城市都不可能是一座孤岛，它必然深度嵌套在由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之中。创新是城市提升枢纽地位的关键动力，而枢纽地位提升又能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创新，两者相辅相成。

　　首先我们来审视一下城市在新格局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超级版图》一书中提出，当前全球正在加速绘制一张“互联互通的超级版图”，互联互通程度与枢纽等级成为决定城市地位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国际摩擦加剧，也对城市的链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韧性要求。

　　当前，我国正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枢纽城市的建设重点也由过去“以外为主”转向“内外兼顾”，不仅要注重联通国际市场、吸引国际流量，更需要突出服务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作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双循环枢纽城市是指能够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发挥关键连接点、集散地和转换器作用的城市或区域。优越的地理区位与通达的交通网络。这类城市通常具备五大核心特征：

　　第一，优越的地理区位与通达的交通网络。枢纽城市通常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或国际投资贸易通道的关键节点。它们拥有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构成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能实现国内国际的高效低成本联通。

　　第二，强大的产业与经济基础。具备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活跃的市场主体和一定的经济规模。这能吸引和集聚生产要素，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和稳固。

　　第三，高水平的开放平台与营商环境。拥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同时，通过深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

　　第四，突出的要素配置与市场集散能力。不仅是商品流通的枢纽，更是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资源的集聚地和辐射源。能够高效配置国内国际资源，成为内外贸有效贯通的贸易枢纽和供应链管理的中心。

　　第五，重要的战略链接与辐射带动作用。枢纽城市的意义在于能否有效联动周边、服务全国、联通世界。它们是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关键支点，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城市群、经济圈融入全球价值链。

　　从数据上看，我国城市的全球网络地位正在稳步提升。以GaWC为例，中国上榜城市从2000年的6个增至2024年的40多个，北上广深港等城市已跻身全球顶尖城市行列。除了全球顶尖城市之外，成都、重庆、南京、武汉、沈阳等17个城市位列Beta级，福州、海口、宁波、哈尔滨等7个城市跻身Gamma级。越来越多内陆城市的枢纽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得以在双循环新格局中发挥双向链接的重要作用。

　　第一类是 “生产组织枢纽” ，承担重要的经济决策功能，主要通过总部和金融机构的集聚来调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资本链。金融方面，香港、上海、北京是全球性金融中心；深圳、广州、青岛、成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除此之外，还形成了辐射我国各大经济板块的区域金融中心。总部功能则呈现“1+2+N”结构，北京总部密度最高；上海、深圳次之，多家世界级大型企业总部的集聚，赋予这三个城市全球层面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另外，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市也聚集了多家全国500强企业，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通过链主企业的影响和带动，重塑着各个区域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

　　第二类是 “科技创新枢纽” ，承担“发动机”功能。目前在我国的创新空间分布呈现东强西弱的“T”型格局，长江经济带作为创新城市集聚的特征逐步显现，沿黄河流域、沈大等轴带上也呈现点状创新集聚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创新地位与人口规模并非绝对正相关， 宁波、杭州、成都、厦门、宁德、镇江等城市依靠科技创新型企业集群显现巨大的创新能力。

　　第三类是 “贸易流通枢纽” ，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集散地”和“转换器”。首先依托空港、海港、铁路等交通枢纽建设物理枢纽，为贸易流通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在此基础上，注重枢纽经济区的打造，通过临空经济区、临港经济区、国际陆港区等平台建设，将交通枢纽带来的流量转化为城市产业发展的价值。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在全球资源贸易中的份额也逐年提升，已成为全球资源进口第一的国家。国际贸易枢纽地位上升的背后也离不开特殊政策平台，自贸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设立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向内陆扩展的趋势，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类是 “区域组织枢纽” ，聚焦“区域辐射带动”。通过强大的经济、人口和交通联系，引领着所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是推动区域协同的核心引擎。此类枢纽城市的枢纽功能，更多体现在对区域经济的辐射、服务和引领上。如武汉、郑州、成都、西安，它们首要任务是带动广阔的腹地发展，打通国内大循环的经脉，成为内陆开放的桥头堡。

　　前面谈到的双循环枢纽城市，不仅仅停留在交通枢纽这一狭义的概念上，而是将整个城市功能嵌入到国内国际大循环的网络中，实现从物理枢纽到价值枢纽的升级。枢纽城市价值升级的路径主要有四个方向。

　　推动交通、能源、数据网络深度融合，构建“多式联运”与“多网协同”的韧性流通体系，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并增强抗风险能力。其核心在于打破交通、能源、数据等不同网络的边界，通过基础设施的无缝衔接和数据的互通共享，构建一个“多式联运、多网协同”的现代化流通体系。此举旨在极致提升枢纽的运转效率、抗风险能力和成本竞争力，为要素的高效流动提供坚实的物理和数字底座，实现从“单一通道”到“系统枢纽”的跨越。

　　避开全能型竞争，基于比较优势深耕细分领域，成为全球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专业冠军”型枢纽。其要义在于摒弃“大而全”的同质化竞争，基于城市自身的比较优势，精准选择并深耕一个或多个细分产业赛道，构建从研发到市场的全产业链赋能生态。目标是成为该领域内全球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单打冠军”和“核心节点”，形成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专业化品牌价值，实现从“广泛参与”到“不可替代”的升维。

　　超越基础设施的流量通道角色，成为标准、规则与高端服务的制定者和提供者，占据价值链高端，掌握定价与话语权。其核心是超越基础的物质流通功能，在自身优势领域内，积极主导或参与数据标准、技术协议、商事服务等软性规则的制定。通过打造国际仲裁中心、数据交易所、标准实验室等高端平台，成为规则、标准和定价权的定义者与输出者，从而占据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端，实现从“流量门户”到“权力中心”的蜕变。

　　此路径强调枢纽城市要超越传统节点功能，主动承担区域组织者和增长极的角色。通过产业协同、创新辐射和开放带动等举措，整合区域资源，构建价值生态圈，实现从服务自身发展到赋能整个区域的能级跃升，成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

　　在创新方面，深圳最大的亮点是创新产出能力极强。根据最新的全球创新指数，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集群首次超越东京排名全球第一；深圳的创新领域聚焦新一代技术革命前沿：专利申请以数字通讯为主要科创领域，占专利总数的41.2%。龙头企业发挥巨大能量：2016年中兴、华为已公开PCT分列世界一、二，中兴占集群申请总量的32.4%。同时华为、腾讯、中兴、华大基因等深圳主要创新企业在全球布局研发中心，仅华为在全球就拥有36个联合创新中心和17个研发中心，深圳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贸易方面，进出口总额跃居全国第一：据统计2024年进出口总额深圳已超越上海，位居全国首位。服务贸易迅速增长：2024年，深圳市服务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总额达1402.4亿美元，在全国排名第3，仅低于上海、北京。集装箱港吞吐量全球前列：据统计2024年深圳集装箱港吞吐量已成为全球第4，仅次于上海、新加坡和宁波舟山。深圳港运营商加速全球布局：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港口建设运营。

　　在金融方面，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稳步提升成熟：在2025年3月发布的第3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中，深圳列全球第9位，已逐步从形成中的地方中心上升为国际成熟性金融中心。深圳在国内外资本市场表现不匹配：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深圳只排全国第8，外向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相比之下，深圳的国内投资加权入度排名第2，可以反映出其在国内城市资本市场中的重要性。这种国内与国际的反差，反映了深圳在国内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表现的不匹配。

　　作为经济控制中枢，深圳具备一定的金融控制能力，但生产组织力不足。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已经跻身世界前十，但是这种控制力更多体现在国内金融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控制力有限。深圳仅拥有4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与北京、上海、香港等国内城市，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外城市都存在显著差距。

　　作为科技创新引擎，科技创新是深圳重要发展引擎，但原始创新力有待提升。深圳高校数量极为缺乏，严重制约了原始创新力的提升。深圳具备一定宜居吸引力，但国际影响力、城市包容度有限。

　　作为宜居吸引地和文化输出中心，深圳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仍相对欠缺，在国际上的宜居吸引力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仍有差距。深圳拥有的国际学生数量非常少，外国居民的占比也很低，这些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深圳的文化多样性偏弱。深圳承办国际会议的数量与其他全球城市相比都有较大差距。

　　从网络连通度方面，在全球人口流动网络中外向度不足。与国际城市以及国内一线城市相比，深圳在城市接待游客领域的国际化水平较低。在全球数字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深圳等中国内地城市与外界的数据联系相对隔绝，跨境交流的地位并不突出，在全球数字网络中仍处于边缘地位。

　　结合深圳的特区使命，我们提出深圳应发挥“高链接”与“稳保护”的双重作用。

　　首先要加强创新合作。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依托，加强深港在原始创新方面的相向合作；同时推动进一步向北、向西拓展，带动深莞、深中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领域协作。

　　其次要提升枢纽开放能级。航空枢纽方面，构建以香港、广州、深圳国际航空枢纽多核驱动，澳门、珠海等机场多点联动的枢纽发展新格局。促进深圳机场能级不断提升，从珠江东岸区域性机场向湾区枢纽机场转变。推动深圳机场打造“海、陆、空、高铁、城际、地铁”六位一体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形成高度一体化的组合枢纽优势。港航枢纽方面，提升港航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大力发展国际海事服务、仲裁、船舶管理等功能，对香港航运服务资源形成有力的补充。

　　最后要提升经济组织能力。金融服务方面，围绕城市核心区以及前海、横琴、南沙三大国家级平台集聚；大型龙头企业总部方面，引导管理、销售功能向城市核心区集聚，研发创新总部向环境更优、成本更低的内湾园区转移；高端商贸服务方面，围绕高铁站等枢纽布局。依托深中通道、深茂铁路加强深圳对珠江西岸制造腹地的联系和带动。

　　第二个典型案例是地处中部的郑州，郑州依托全国首个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航空货运规模位居全国第6，跻身全球货运机场40强；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大，正从“交通十字路口”升级为“供应链组织中枢”。

　　郑州的经验是集全省之力汇聚枢纽群，打造具有区域辐射带动能力的动力引擎。郑州空港在省级战略的部署下，探索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模式，联动郑州、开封、许昌三市，在更大尺度上统筹枢纽经济与城镇和产业发展。遵循枢纽产业布局规律，围绕空港、陆港两大核心枢纽形成圈层式产业布局，依托交通廊道联动外围产业组团，结合临港“长名单”与地方基础结合筛选产业门类。

　　在枢纽适配的基础上，关注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的多种模式。例如，对富士康、比亚迪这类龙头企业所引领的万亿级产业生态圈，着重研究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集群延链、补链、强链。针对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会展商贸等产业集群，着重关注大型科研院所、大型会展中心等引擎项目的牵引作用，对拓展功能和衍生功能进行系统谋划。在中微观尺度上，关注不同环节、不同成长周期企业的空间偏好，综合考虑交通区位、成本、环境等因素，科学引导各类产业项目落地。同时针对超大尺度的增量型枢纽地区，通过构建“骨架+模块+规则”的空间生长模式，更好的应对不确定性。

　　深圳、郑州、成都的实践共同证明：建设双循环枢纽城市，本质是一场关于城市功能的深刻革命。它要求城市决策者具备前瞻视野，从追求物理规模的“流量思维”，转向追求价值控制的“赋能思维”，最终在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地理格局中，重新定义自己的坐标与使命。

　　我国枢纽城市的建设，已从“物理联通”的1.0时代，历经“功能聚合”的2.0时代，正迈向“价值赋能”的3.0时代。未来的发展，必将更侧重于从流量到留量的深度转化、从硬件到软件的系统变革、从节点到引擎的角色升级，最终目标是培育一批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中国枢纽”。

　　说明：本届学术周仅首场开幕论坛开放线上直播，六场主题论坛不设线上直播，欢迎线下参会

　　“清华同衡学术周”始创于2013年，遵循“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思路，依托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多业务板块和多专业实践特点，致力于传播清华精神、同衡价值、学术声音，将专业的求索纳入开放胸怀，为知识的殿堂注入烟火人气，已逐步成为行业内外广受关注的学术品牌。九届沉淀，十二年深耕，我们以学术之名叩问时代。累计汇聚了100+顶尖学者、200+各界媒体、300+前沿报告、4000+现场嘉宾，以及数十万计线上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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