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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名以后，妈妈依然在做帮佣。她的生活依旧俭朴，我看她的包包用破了，悄悄给她扔掉，买了新包给她，她自己又从垃圾桶里把旧包捡回来，说还能继续用。我给她的钱，她全都原封不动收起来，还是用自己的工钱和小费生活。她跟我说：“儿子，我不需要你的钱呀，我的钱够用。”有很多次，我跟她说，现在我有条件了，你和爸爸都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工作了，不如早点退休，享受生活。她从来都不答应，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上班，只是在我住过的房间的墙壁上、空床上、地面上都贴满我的电影海报。

　　妈妈过了退休年龄，还在继续做事。雇主担心她年事已高，每天还要上下几层楼梯不安全，建议她退休，安度晚年。对此，我当然支持。然而，妈妈离开工作岗位不久，腿就出了问题，后来逐渐需要依靠轮椅，人也越来越郁郁寡欢。那时候，我还没有听过“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名字，只知道自从回到家中，妈妈的身体就每况愈下。慢慢的，她忘记了很多事，忘记了很多人，直到忘记我……

　　后来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妈妈没有退休，继续工作，继续有的忙，是否身体就不会出问题？但是这种没有答案的遗憾，再也找不到机会弥补了。

　　遇到《过家家》这部戏的剧本，我犹豫过要不要接。作为演员，我一直想尝试这种“完全不打”的角色，但是想要塑造好任继青这个人物形象，非常难。更何况，我必须调动自己不愿面对的那些伤心回忆。最后我决定接下这个角色，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跟记忆中的母亲再次贴近。

　　在《过家家》这部电影中，任继青是一位对儿子抱有很深愧疚的父亲。长期独居的他患病之后，身边阴差阳错地聚集起了一群人，有“儿子”“儿媳”“亲家”等等，一群陌生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伴随任继青的病情发展得越来越重，这些家庭成员陪伴了他，也治愈了自己。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我跟李太言导演、彭昱畅、张佳宁、潘斌龙、李萍老师、牛犇老师等演员合作得很愉快，感谢剧组所有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完成了这部戏。

　　为了准备这个角色，我到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养老院体验生活。到了那里才知道，这个病的可怕之处是它几乎没有任何规律可言，每个患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症状，每一种症状背后，都是这个人经历过的漫长人生。他自己故事中的欢乐、痛苦、遗憾、执着，最终都会化成一片片掉落的记忆拼图，直到一切完全空白……

　　当今的医学与科技已经如此发达，我们依然没能攻克这一疾病。我希望通过饰演任继青这样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呼吁大家关注这种疾病，认识它，了解它。当身边出现这样的患者时，大家能够用更妥善的方式照顾他们，与他们相处，让他们更有质量地度过每一天。我也期待着医学家们能够早日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让人类告别这种疾病。

　　我们已经迎来2026年，希望《过家家》这部作品，为大家送上新年祝福：祝所有人新年快乐，平安健康。请拥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及时表达心中的爱，愿新的一年，我们都不留任何遗憾。

　　2026年1月5日，下午刚下班，起风了，呼呼哀吼。手机上首先收到一个在襄阳上班的年轻文友杜丽敏转给我的关于晓苏老师仙逝的“讣告”，惊愕地读完，泪水已决堤般漫过。随之是“房县文艺”和“房县作协”两个文学群相继转发的“讣告”和湖北日报题为“著名作家在武汉去世”的报道。大家纷纷转发、跟帖、评论，表示哀悼、表示不可接受。许多人说：“天妒英才，愿晓苏老师一路走好！”有人说：“真的是天妒英才啊！我觉得他的中短篇小说，真的是无人能敌！听到这个消息，好心痛！”有的说：“与晓苏只见过两次，但感觉人不错！小说确实写得很好！”我说：“我还曾鼓励他，说他将来能在中短篇小说上能获诺奖。”

　　是的，晓苏老师在文坛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他的文学成就不仅是一座山峰，更是一座高地。他的“油菜坡”系列和“大学城”系列，分别塑造了两座精神高地和两种社会形态。说他是文学界第二个“路遥”，不仅是说他跟路遥一样酷爱文学，带病坚持用生命写作，且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孤旅者，在文学路上风雨兼程，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精神；更在于他的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精神谱系中的独特价值，不亚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认识晓苏老师是源于有一年他主持油菜坡清明大会，我的一个竹山同学也是作协主席应邀参加，回来写了一篇《致敬油菜坡》的散文，文章介绍了晓苏老师和油菜坡一年一度的清明大会盛况，我反复阅读，甚是崇拜，同学介绍联系上了晓苏老师。后来有次去武大参加一周党史培训，期间见了晓苏老师一面，他请我吃饭，我从武大后门出来便是华师正门，不远的一个餐馆，见面第一件事就是赠送给我他的几本小说集和一本散文集，每本都签字，边吃边聊，聊文学写作，我俩不在一个层级，相差太远，只有一个理由是我们都爱好文学，这个因素把我们拉成平等的一条线上的人，他就认真给我分享他小说里的故事以及原型，比如《花被窝》《酒疯子》《三个乞丐》《为一个光棍说话》《夜来香宾馆》等等，一个接一个。书中有几篇我提前在保康和襄阳的作家群和公众号读过，他分享时我能听懂一些，特别是他给我讲了《城乡之间的那个午觉》这个小说如何构思、原型是谁、有什么讽刺意义等，他甚至说小说中的城乡之间他安排主人公睡午觉的地方在黄陂，我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点头笑笑，真正感受到小说的魅力，感受到作家的伟大，也感受到文学的美好。很滑稽的是，我手里捧着他签字送我的散文集《桂子山上的树》，又问他还有别的散文集吗？再送我几本。他呻怪地说：“王琼你别逼我，好吧！我只有这唯一一本散文集，我是专注写短篇小说的。我自责地笑了。是呀，怎么能逼着一个如此酷爱写小说的人要散文集呢？太奢侈了吧。”那天抽中午放学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下午还要上课，我还要参加培训，就这样见到了我崇拜已久的文学大师，深感荣幸。

　　我爱好散文。并不爱好小说，像《平凡的世界》《活着》《一地鸡毛》这样的经典名著我能反复读，甚至研学。其他小说我读300字不感兴趣就放下了。但晓苏老师的小说是个例外，一旦读到，就每篇一气读完，读了这篇还问他有新作出来了分享。只到读了多篇晓苏老师的小说，我悟出一个道理：散文和小说是相通的。我虽不写小说，但他的小说语言、构思、方法等，对我写散文都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在见到晓苏老师之前，他出了一本散文集《桂子山上的树》，我就在网上购买了8本，自己留存一本，其他都赠送给文友，之所以买了赠送，我觉得好东西应该分享。分享好书，是我们文友之间常有的活动。

　　后来，我就不断读到保康、襄阳（郝敬东、周建春）作家们关于晓苏老师的作品，也不断读到晓苏老师创作的新小说。现在，书柜里珍藏的除了晓苏老师当面送我的几本小说集散文集，我还在网上买了好几本。第二次见晓苏老师是在房县，那天我约了几个文友一起聊天，非常愉快，非常难忘。后来我写了题为《一个让人舒服的人》的散文，发在《中国作家网》和襄阳《新时代文学》公众号，其中叫“汉水三千”的网友评论说：“写晓苏老师，没有比舒服更好的词了。特别喜欢这个题目，认真读完，仍余香满口。”

　　昨晚惊闻晓苏老师去世的噩耗，无心吃晚饭，回家一边抱着手机开展了一场网上“悼念活动”，一边翻开与晓苏老师的微信对线分，当时我刷到一个网名“亮叔讲古”的人讲了题为《被中国文坛低估的湖北作家——晓苏》，我立即转给晓苏老师，并点赞，随着问候道：“晓苏老师好！您身体调理好些了吗？”9月15日12点14分，晓苏老师回复三个感谢的表情语。因从去年开始，通过保康县民俗协会张天堂主席得知晓苏老师身体抱恙在武汉调理。有时就微信问候，他有时隔几天回复一句。我就感觉他身体还在康复中，没敢多打扰。

　　2026年1月5日晚上8点40分，我向晓苏老师发去悼词：“纪念我的晓苏老师！一路走好！您帮我指导过文章，帮我发过文章，一起喝过茶聊过天，这么好的文学大师，小说写的这么好。可以说您的小说我读了80%。唯一一本散文集《桂子山上的树》您签名送给我，并在华师附近请我吃饭。晓苏老师，一路走好！您就是桂子山上那棵长青树，那棵参天大树。”相信，晓苏老师的文学精神将会永存。此刻他的魂魄还在，我把这个信息发到他手机上，他一定能感受到，或许他的眼皮动一下，或者耳朵动一下，或者流出一滴清澈的眼泪。

　　晓苏老师如果再写20年，不可预估会出多少好作品，会为湖北为中国争得多少文学荣誉。没有如果，世事弄人，如此卓越的一颗文学巨星就这样陨落，实为遗憾，不可接受。呜呼，哀哉！敬爱的晓苏先生，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病疼，愿天堂还有您酷爱的文学。

　　大家对晓苏老师的悼念几乎刷屏。我对晓苏老师的怀念和悼念，千言万语写不尽，只浓缩成两个词，也许是大家公认的评价：舒服，温润。

　　舒服，是指他的作品、人品让人感到润物无声的舒服。温润，是指他的性格、为人让人感到春风化雨般的温润。

　　晓苏老师，我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和水平，以一首诗向您鞠躬哀悼、致敬：《致敬晓苏先生》

　　作者简介：王琼，湖北房县人，湖北省作协会员，房县作协副主席。爱好散文和诗歌！有散文、诗歌作品在《中华儿女》《学习强国》《湖北教育》《文学教育》《十堰日报》《十堰晚报》等报刊媒体上发表。并有多篇被“腾讯网”“美文精选”等网站转载。

　　现当代文学史中常有“断离”，当新文学成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即告别了新文学，1980年代文学更以一种新的姿态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断裂，而在不断的“断离”后，学界亦有尝试重建“20世纪中国文学”之整体面貌或逻辑的工作。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我们发现当面对新的事物、事件，漫长的20世纪仍是我们不断回望并与之对话的对象，事实上我们依然习惯于在与20世纪的不断对话中命名、树立坐标以定位那些“新”。乡土文学即是如此。“乡土”在当下语境不仅包含一种社会行动的命意，而且其在文学上的展开更具有历史意义。20世纪的乡土文学几经变迁，内里也何尝没有上述“断离”，但是当新乡土在今天重新成为一个话题，在于其新，也在于其旧。乡土中国与现代的遭遇缔造了乡土文学最初的情态，而当这一遭遇已成百年道路，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所有线条，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其何以“新”、何所“新”的问题，以及“新”的困境与“新”的可能。当下的新乡土实践无疑蕴含一种行动力，文学的加入在改变乡村文化生态的同时亦可能在其中充盈自己日益疲软的本体，迎回乡土文学最初面对时代的焦灼目光。百年乡土与百年城市一体两面，乡土曾为对照，承接或寄寓来自城市的目光（批判或怀旧），城－乡在今天已无法割裂开来，乡土不仅是作为对象，其自身也将承担起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力量，新乡土文学也在这一面向上成为“新城乡文学”。

　　百年乡土文学的发展历史需要反思，21世纪乃至当下的新乡土创作需要放在一百年的延长线上检视，乡土文学的一百年与二十年之间如何勾连、如何转折、如何再造？文学能否又如何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参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立足本土实践，乡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新型关系如何认识、如何建构？面对新的时代命题，一种“新城乡文学”是否已破土而出？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期专栏特约请贺仲明、雷鸣、张丽军三位研究者围绕“百年乡土文学与新乡村书写”展开讨论。

　　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回顾这百年，我们发现乡土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嬗变，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在发展规律，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审美风格及变化机制。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乡土文学”是城市寄寓者关于乡土的书写，包含着一种浓郁的乡愁意识，同时，在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之下，中国向何处去、古老的乡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中国这些关于现代文明转型、文化变迁路径的思考，也体现在其书写之中。可以说，文学是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途径。所以，鲁迅提出的乡土文学，是从社会文化巨变的角度来思考文学，进行精神批判与建构的。从鲁迅的《故乡》开始，乡土文学就有一种关于故乡与老中国的萧瑟寒冷的悲凉美学基调，在鲁迅的影响下，台静农、彭家煌等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创作了一系列老中国儿女的形象，构成了第一个时期的乡土文学风貌。

　　随着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兴起，中国社会对农民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发生转变，从蒙昧而开始觉醒，出现了一系列阶级意识觉醒的、抗争的典型形象。从农民到战士，再到革命英雄，对这一形象序列的持续塑造构成延安文学的新景观。此即第二个乡土文学时期。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农民形象有着内在一致的叙述逻辑和精神谱系，《创业史》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作为社会主义新道路探索者、领路人形象的农民新人。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相对弱化了乡土气息，加入了农村的政治变革因素，常被称为“农村题材作品”。

　　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是乡土文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即“新乡土文学”阶段。在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何士光的《乡场上》、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古华的《芙蓉镇》、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中，不仅地方文化、乡土气息、风土人情、民俗景观得到很大程度的呈现，而且这些作品在展现农民的新觉醒过程中，亦表现出对以往农民主体性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那种鲁迅式的乡土批判意识与启蒙精神的回归，以及推动古老的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和农民主体人格展开新建构的尝试。

　　进入21世纪，乡土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进入了后工业文明的新发展时期。而中国的乡土文学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出现了很多具有新质意义的作品，即进入了乡土文学的第四个时期，我称之为“新城乡文学”。

　　什么是新城乡文学？新城乡文学有何具体体现和文学形态？这是新时代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需要思考的。在20世纪初期鲁迅等人的审美视域下，乡村是凝固的，即使有变革也是“死水微澜”一般。20世纪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中农民的觉醒叙述，根本上源自经济、政治维度的变革。新时期文学中的乡村变迁，也主要源自乡村内部土地耕作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的变革。此后，农民的新觉醒与主体性的新发展，主要是在空间上体现为一种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现代化变革。而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的变革已经超越了以往的文化、经济、政治维度，形成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更宏阔的文明、文化范式的变革，即从农业文明大跨步进入了后工业文明的整体性变革之中。

　　21世纪中国新城乡文学里，农民不仅从乡村走出来，走入城市，还要走向世界。从乡村出发，走向世界各地，这恰恰就是21世纪中国新城乡文学的多重空间叙述逻辑，具体呈现为进城文学、返乡文学与城乡交融文学三种形态。

　　一是进城文学。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描写农民进城的文学作品，但这一时期的农民进城叙事依然是个体性、局部性的。21世纪的农民进城则呈现出一种大规模、整体性的格局与特征，而且区别于以往乡村桃花源/城市异托邦的审美叙述惯性，21世纪的农民进城文学转而自觉认同城市，呈现出视城市为现代新文明、美好新生活根源地的审美新理念。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不仅把自己刘哈娃的土名改为刘高兴，而且从内心告诉自己要认同城市新文明形态及其新生活方式。城市不再是一种对立的、异质的、邪恶的、被仇恨的存在，而是被建构为一种现代文明的新生活空间、新生命空间乃至新审美空间形态。

　　二是返乡文学。21世纪，中国农民从乡村到城市，再到世界去的空间逻辑叙述中，出现了新的叙述轨迹，即从城市到乡村的返乡文学书写。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上半部分向我们展示了大运河儿女从乡村到城市的现代化拼搏史；而在下半部分叙述中，则以运河乡村为情感逻辑的中心和空间叙述的归宿，描绘了生命个体奋力挣扎、回归故乡的返乡之旅。昔日，乡村青年去城市，还要去世界，探寻梦想的“耶路撒冷”，如同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所描绘的到世界各地去的中国建筑师们一样，但他们依然要返回故乡，故乡是生命的初心和终极之地。事实上，韩少功和张炜等精神思索者，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开启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返乡之旅。韩少功身体力行，回到湖南家乡，而且还写作了记录返乡之旅的《山南水北》等作品。张炜在《融入野地》中已经向世界展示了将原野、大地、故乡作为皈依之地的精神之思。2022年，张炜的新作品《河湾》则以审美化的方式展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人”及其精神选择的探索和思考。在《河湾》里，“高人”们的乡野生活呈现出某种高贵而质朴的生命质地，乡村是小说主人公的生命安放之地，是生命“拐弯”的新方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返乡”、到乡村去，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新城乡文学的“拐弯处”。

　　此外，乡村新外来者书写也是返乡文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型。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讲述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又回归乡村开展乡村振兴的故事。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叙述了在北京城里做菜贩子挣了钱，返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当代梁生宝”故事。陈涛的《在群山之间》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了他在甘南两年的扶贫经历。21世纪，中国青年如何寻找自身生命的安放之地，如何与时代洪流对接，如何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之中？这些作者正是尝试通过作品挖掘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提供一种关于乡村的新认知、新路径，由此构成返乡文学的一道风景。

　　三是城乡交融文学。21世纪，作家不再单一地写进城，也不再简单地写返乡，而是开始书写进城与返乡之后的新思考，以一种整体性视野与开放的精神姿态来审视中国农民的空间迁徙及发生在其中的新精神生态演变。关仁山的最新作品《白洋淀上》就是这样一部新城乡文学作品。这部作品表现了在乡村振兴的大语境中，昔日以打渔为生的白洋淀人在新的城市化、现代化大潮下，从普通农民到新生态农业业主、新种子培育者、新集体农场农人、新国企工人的主体新成长。农民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仅源于城市外来建设力量的推动，更源于白洋淀人所传承的革命精神和原初生命力。乔叶的《宝水》书写了返乡者青萍、原乡人老袁和乡建专家老孟等人组成的多元乡村振兴文化力量的交融，共同推动宝水村进入乡村振兴的时代潮流之中，从萧条凋敝中重获新的生机活力。

　　进城、返乡和城乡交融，不仅是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三种发展阶段和发展形态，而且也是21世纪中国乡土文学（新城乡文学）的三种形态和表现方式。其中，城乡交融无疑是大势所趋，它一方面是城市发展的新希望和新生机之所在，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乡村发展的一些新问题和新困境。

　　21世纪新的时代变迁带来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乡土文学发展形态、外部语境以及内部情感生命的极大变化。新时空、新技术和新情感心理从外到内催生了21世纪中国乡土文学新的变革，推动了新城乡文学的诞生。

　　一是新时空之变。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村青年不再是个体性地而是群体性地、整体性地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和迁徙。每年春节，城乡都以乾坤大挪移似的方式进行着流转，这成为中国独有的风景。乡村空心化、荒漠化，人口极度减少，成为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城乡之间的通道被乡村公路、高速公路替代，城乡空间、生活圈被对接起来，笔下绿皮火车经过小乡村时停留的几分钟给小乡村人带来的那种震动，对于今天的乡村来说，已不复存在。城乡之间道路的打通，构成的不仅是交通脉络的连接，更是城乡之间精神生命的连通，极大地推进了城乡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和交往，形成从身体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到生命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的有效保障条件和便利条件。

　　二是新技术之变。21世纪，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出现，以加速度的方式推进全球人类生活的整体性变革。媒介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高铁等一系列新技术，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精神生命都带来了前所未有、无所不至、全面覆盖的巨大变革。这意味着，乡土世界也难逃海德格尔所言的“技术框架”的宰制。德国学者哈尔特穆特·罗萨就认为，高铁技术改变的不仅是物理时间，而且是人们的生命时间乃至精神时间，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深层精神之变。

　　三是新情感之变。今天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等传媒技术，不仅从外部空间、基本生存方式上改变着人类生活，而且从生产组织方式、交际方式等向度整体性地改变着社会结构。媒介化把人们之间的现实交往变得更深入和便捷，在乡村则把以往个体化的农民以一种更有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并且增强了农民与时代、文化、社会更深层的关联性。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因为新时空和新技术的变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真正意义上从事农业生产劳作的人越来越少，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的人与土地之间有机的、生死相依的生命情感关系，不仅被大大地削弱了，甚至正处于一种断裂状态。随着乡村网络的普及，当代新乡村振兴建设已经提出“手机就是农具，上网就是耕作”的新智能农业工作形态。在这一系列变化下，中国农民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及心理情感都在发生着巨变，乡村伦理文化也将随之而变。因此，新城乡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也必然面临着被重新书写、重新建构的新命题。

　　在城市化和新智媒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传承千年的乡村根性文化被连根拔起，传统乡土的消逝已日渐成为巨大的现实。中国乡村根性文化如何在今天创造性转化与重生？这不仅关联着中国乡土文化的命运，而且也与当代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与当代中国人如何摆脱生存的巨大焦虑与不安、获得生命的从容与安宁，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21世纪新城乡文学不应断裂：一方面，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应该为21世纪的新城乡文学提供来自历史的审美镜像、叙事资源和精神启示，为之提供灵感、路径和内在的魂灵；另一方面，21世纪的新城乡文学应该结合新时空、新技术、新情感，创造出反映21世纪乡村的新现实、新农民形象和新乡村伦理文化的新文学经典。

　　一要书写新现实。21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已有很多新的书写，但是最欠缺的仍是关于乡村新现实的书写。现在的作家缺少一种现实精神，缺少与生活的真正的血肉关联，而往往是在想象中书写。我们特别需要当代作家像赵树理、柳青、草明那样深入生活，深入农村与工厂，从而写出真正具有新质意义的时代新现实。

　　二要书写新民俗文化。地方性知识构成地方性的精神气质，促成地方民俗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生成。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众多传世经典，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向度，就是具有内在丰厚的民俗文化。正是丰厚的文化内涵，赋予作品生命力和审美趣味。21世纪诞生了很多新民俗，作家需要在新民俗书写中建构地方性知识体系，来传承地域的乃至民族国家的文化根脉。

　　三要建构新农人形象。鲁迅一开始就把立人放在新文学最根本的位置上。文学是人学，最核心的就是人的形象建构。21世纪新农人形象建构，是新城乡文学书写最须着力、用心的点。只有写出具有主体性的新农人形象，我们才能真正建构出具有经典意义的新城乡文学，才能接续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人物及其精神谱系。

　　中国乡村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不会消失，而是在不断转型。这正是21世纪中国新城乡文学的根脉所依、路径所依。贾平凹、张炜、韩少功、关仁山、乔叶、刘玉栋、陈涛等作家已经贡献了一些新的书写，期待更多作家加入这一行列，建构我们熟悉而深具精神深度和魅力的21世纪中国新城乡文学。

　　太行山，是横亘在华北平原北缘的一道屏障，也是一道象征。北起西山，南至黄河，延绵四百余里，它像一条巨龙，蛰伏了二百四十万年后，终于“龙出汪洋”，睥睨四野。它可以沉默，但不投降；它可以破碎，却绝不弯曲。这既是太行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站在太行山巅，俯瞰那万丈悬崖，如刀劈斧削般直插云霄。高逾二千二百米的砂岩绝壁，像一面巍峨的大旗，飘扬在亿万中华儿女心中。那是王莽岭的三叠砂岩，是时间的杰作，也是大地的诗行。站在这样的山石之下，人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些所谓人生的得失，与这亿万年的沉淀相比，何其渺小。或许，用一生的向往，穿越漫长光阴，与像太行这样的存在相见，才是真正的幸运。

　　太行山是孤独的。它连接山西、河南、河北和北京，独自承受着历史的重量。西北气流与太平洋气流在此碰撞，孕育出资源丰富的华北平原。而太行水，历经千锤百炼，才走出那些峡谷高山。人何尝不是如此？必得历经坎坷，才能看见坦途。曹操当年北上太行，曾感叹：“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千百年过去，这感叹依然在山间回响。人生终究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财富与智慧或许能改变许多，却无法真正改变命运的轨迹。

　　太行山的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历史的记忆。它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之一，五台山上汉藏佛法并存，恰如太行本身——兼容并蓄，悲欢无分。娘子关虽不见刀光剑影，却依然闪耀着女性生命的个性与美丽。1937年，八路军进驻太行，从此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后来，太行三代人前赴后继，用最原始的工具，在最坚硬的岩石上劈出一条条挂壁公路和隧道，还有那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观的红旗渠。这是人与山的对话，是血肉之躯与岩石的较量，也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迸发的创造力。

　　太行山的四季各有其美。春日山花烂漫，夏日绿荫如盖，秋日层林尽染，冬日白雪皑皑。但最美的风景，不在某一刻，而在路上。那些蜿蜒的山路，那些隐秘的山谷，那些突然出现的村落，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明白山河之美，湖海之阔。那些站在山脚下想象的人，永远无法体会站在山顶俯瞰时的震撼；那些不曾攀登的人，也永远无法理解“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最美的风景，不在终点，而在途中。那些挫折与坚持，那些欢笑与泪水，那些孤独与陪伴，都是风景的一部分。太行山教会我们，要像它一样——可以破碎，不可弯曲；可以沉默，不可投降。这是山的哲学，也是太行人的智慧。

　　站在太行山间，我忽然明白：太行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它矗立在那里，不为任何人改变，也不为任何时代妥协。而人，若能保有这样的精神，便能在人生的太行山上，走出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