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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绅士整理了一下领结，轻描淡写地说：“哎呀，我们在澳门管了四百多年，从来没正式驻过军。

　　现在的年轻人去澳门，也就是吃个葡挞，逛逛威尼斯人，很难想象当年的澳门有多吓人。

　　九十年代末，葡萄牙政府知道自己要卷铺盖走人了，心态彻底崩了，基本上就是“躺平”。

　　街头那就是古惑仔的实战演练场，“崩牙驹”这种狠角色横着走，大白天就敢在大马路上突突，炸弹袭击跟放鞭炮似的。

　　在这种时候提“不驻军”，这就好比是把一只绵羊扔进狼群里，还美其名曰“回归自然”。

　　他初中都没读完就被迫辍学，穿上长得拖地的长衫，去跟那些老奸巨猾的生意人斗心眼。

　　1938年，日本人的炸弹扔到了广州，他眼睁睁看着自家的糖厂变成一堆废墟。

　　这一路逃难让他明白了一个死理儿：生意做得再大，兜里钱再多，如果背后没有一个硬气的国家撑着，你就是别人案板上的一块肉，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所以后来抗战的时候，他才会像疯了一样，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利用自己的商贸渠道偷偷往内地运物资。

　　甚至到了抗美援朝，西方把中国封锁得死死的，还是他在澳门想尽办法，把那些救命的战略物资抢运回国。

　　真正让他对“驻军”这件事咬死不松口的，其实是1952年那场把人吓出一身冷汗的“关闸事件”。

　　葡萄牙驻军里有个黑人士兵，闲着没事找事，在中方边界挑衅，结果擦枪走火，双方直接干起来了。

　　他夹在中间，跑断了腿，整整谈了17轮，嘴皮子都磨破了，才把这事儿平下来。

　　那次经历让他刻骨铭心：别看葡萄牙人平时懒散，但在边界这种事上，没有硬实力做后盾，你在谈判桌上就算说出花儿来，人家也不鸟你。

　　所以，当1998年葡萄牙人抛出“四百年未驻军”这个幌子时，马万祺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通过特殊渠道，斩钉截铁地向中央高层进言：澳门情况太复杂了，社团势力盘根错节，没有人民这根“定海神针”，澳门的稳定就是一句空话！

　　那一刻，这位从战火、流亡、动荡中走过来的老人，心里那块悬了半个世纪的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那些平日里嚣张跋扈的黑帮分子，看见正规军的装甲车，瞬间就老实了，做鸟兽散。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当年那一声“必须驻军”的硬气，恐怕现在还是一地鸡毛。

　　后来马万祺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他对国家的这种“特殊感情”是一点没变。

　　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躺在病床上，话都说不利索了，第一反应还是让人赶紧汇款捐物。

　　他这一辈子，虽然没在战场上拿过枪，但在商场和政治的博弈场上，他始终是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

　　2014年5月26日，这位见证了中国近百年兴衰的老人在北京安详离世，享年95岁。

　　当我们今天站在大三巴牌坊下，吃着猪扒包，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享受着澳门的繁荣与安宁时，或许应该想起那个惊心动魄的1999年。

　　历史从来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往往就是由那么几个人，在关键时刻的一身硬骨头撑起来的。